论坛总结: 民主在老龄化国家可以持续吗


子午线180在2014年2月16日至3月21日组织成员就民主在老龄化国家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展开了对话。现将相关讨论总结如下。


总结作者Michael Lee

在2014年二三月间,子午线180就民主在老龄化国家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举行了一次论坛讨论。讨论主要是围绕弘益大学全圣寅教授的论点展开的。作为讨论的基础,全圣寅教授说,有两种制度通常为发达国家所共有: 民主和资本主义。在民主体制下,“人民”通过选票掌控政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阶层,比如年轻生产者/领取工薪的人,控制着经济决策权。历史上,这些制度成功地结合成一个公平的制度,生产阶级可以拥有政治掌控力。然而,人口老龄化却将政治掌控力转移到非生产阶级手中,比如老年人/退休人口。相应地,生产阶层/非生产阶层这一两分法可能带来下列问题:老年人/退休人口通过征收重税,压榨从事生产的年轻人;令福利开支激增,这表现在公共养老金或者非常慷慨的医疗保险两个方面:青年人拒绝结婚或者生育; 低生育率又将加速老龄化直至经济以及国家自身崩溃而止。

财富的代际转移

没有一位评论人否认财富的代际转移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然而,一部分评论人明确提到这种转移给年轻人带来的负担。就医疗保险而言,纽约大学医疗中心Thomas Riles教授指出,老年人保障的成本相对于年青一代而言是异常高昂的。为了满足这种负担,Riles教授解释说,美国政府为老年人推出了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向年轻人征税募集资金。Christopher Ford进而断言,财富的代际转移在美国要比全圣寅教授所想象的还要广泛。换言之,政府向未来时代的人举债——生产阶层的子女,子女的子女,这些都是政治上发不出声音来的人——以养活现在活着的人。

人们的行为一定符合他们所属阶层的标签吗?

总体上,论坛参与者均认为全教授生产阶层/非生产阶层二分法非常重要,的确发人深省。然而,评论人也对该二分法是否足以描述当代社会的现状也保持警惕。例如,梨花女子大学Harris Kim教授认为,年龄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利益、政治参与或者权力。Harris Kim教授解释说,老龄化对选举的影响是曲线性的,老年人更可能去为选举投票,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况且,以韩国为例,釜山国立大学的Amy Levine教授指出,有相当数量的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故意保持失业状态以期能在“卓越”的公司里找到工作。反观老年人,许多老年公民继续在所谓“肮脏、危险和困难”的岗位上保持很高的生产能力。从这些事例中,或许可以归纳出,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符合他们所属阶层的标签。

或许,可以解释说,老年人/退休人口并不构成一个阶级。新南威尔士大学Fleur Johns教授质疑了不同代的人影响选举的程度。在总体描述阶层意识时,Fleur Johns教授解释了澳大利亚的儿童看护问题。在澳大利亚,收入不高的年轻护工加上不用支薪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承担起好顾孩子的责任。尽管这两种人似乎并不会觉得属于任何一种“群体”(groupness),但Fleur John教授断言,如果在年龄之外其他因素在这些群体之间建立联系的话,这种情况会改变。Christopher Ford教授进一步断言,“老年人”这一术语所具有的功能性意义是其自身所不能决定的。但在对外部环境比如政府政策的回应中,这一术语会依照一个具体的定义而取得明确的含义。Christopher Ford教授举例说军队的退休年龄在55到62之间。尽管这以群体从未有一种身份认同, 但是在2013年国会企图削减他们的退休金时,身份认同迅速形成。Harris Kim教授补充道,年龄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在经济上的阶层划分成为考虑因素之后就削弱了或者解散了。相应地,如果人们不自我认同为一个阶层,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Eric San Juan质疑了这些人如何就阶层利益作出合理决策。

老年人/退休人口会为了自身的福利而贸然行动吗?

即使老年人/退休人口的确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论坛参与者依然怀疑,这种阶层很可能会目光短浅、只关注自身利益。杜克大学法学院张泰苏教授关于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经济成功的评论即反映了这一点。张教授指出,尽管老年人掌控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但很少有证据证明老年人将他们自己的狭隘的利益置于子孙后代的福利之上。复旦大学法学院史大晓指出遗产动机的广泛存在,比如老年人不可能冒着经济崩溃的风险去压榨年轻人。尽管老年人可能反对某些经济政策,但他们也可能牺牲自己而支持减轻生产阶层负担的经济政策。史大晓指出日本最近提高了消费税以削减财政赤字,尽管这提高了退休人员的税负。

其他论坛参与者也表达了他们对老年人从青年生产者一代移转财富的受益程度的质疑。悉尼大学法学院Luke Nottage教授指出,日本犯罪统计数据显示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重复着轻微违法行为。Nottage教授将之称为“社会自杀”,这种现象使其意识到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成为从青年生产者一代移转财富的受益人。西北大学法学院Leigh B. Bienen接着Nottage教授的观点补充道,美国老年人很害怕成为子女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担心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因此,许多人都选择安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否是民主特有的问题?

全教授的观点或许使得人们需要重新思考“民主”一词的意义,因为许多论坛参与者纷纷发问:老龄社会,尤其是老龄民主社会,是否把难题踢给了将来的人?论坛参与者的观点不尽一致。一些参与者严格界定了“民主”一词。例如,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王家国教授指出,如果觉得老龄人口对其统治制度构成威胁的话,那么这样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Thomas Riles教授通过对美国医疗体制的描述拓展了这一观念。尽管Thomas Riles教授认为美国的医疗体制增加了年轻人的负担,但他依然坚持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老年人和年轻人会达成妥协的。不幸的是,Thomas Riles教授澄清说,他认为美国的制度并非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至少就医疗体制而言是这样的,因为立法者更多的受到医疗产业而非选票的影响。

其他论坛参与者则认为民主是一个逐渐演变的制度。例如,Christopher Ford争辩道,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文化问题而非制度问题,并非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某一个特定的点上的民主问题。以美国为例,Christopher Ford指出了一种新的优先化基因(meme of prioritization),它倾向于将当下的挥霍置于任何其它东西之上。其它国家这一问题或许也很明显。韩国当然也是如此,根据Amy Levine教授的描述,那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经常拒绝他们认为有失身份的工作机会。

小结

最后,论坛参与者无一例外地认同全教授论点的重要性。所有人似乎都同意这个世界正在且将继续面临着老龄社会和非生产阶层持续增长所提出的严重问题。然而,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决策者可能需要不仅仅以生产阶层/非生产阶层这一简单的分类来思考这个问题。换言之,应对措施显然需要决策者对人类本性有更深刻的理解——或许应该出台政策强化遗产动机;或者需要设计差异化对待公民选票权重的政治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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